香港《信報》8月11日文章,原題:全球經濟無可避免“日本化” 上世紀八十年代,日本經濟在土地和股市兩大泡沫的推動下,實現了較長時期的經濟增長,在西方有一枝獨秀的美譽。 然而,進入九十年代后,以地價下降為導火線,資本泡沫逐步破滅,隨后進入經濟蕭條期。當前全球經濟衰退,如果情況持續(xù)很久,會否重蹈日本經濟崩潰的覆轍,值得深思。 進入蕭條期之后,日本的貨幣政策可以分為五個階段:一、第一階段是從1991年到1995年,這段時間一直是降息;二、到1996年,經濟有所恢復,此時日本經濟進入第二階段:1997年至1998年,日本實行適度從緊的政策,結果導致經濟重新陷入蕭條;三、此后進入第三階段:1999 年2月12日至2000年8月11日,實施為期十八個月的零利率政策,但是此時的日本經濟也沒有恢復,零利率政策以失敗告終;四、隨后日本經濟政策轉入第四階段:從2001年到2006年,開始在實行量化寬松政策,2006年3月,日本宣布結束超寬松貨幣政策,恢復傳統(tǒng)利率制度;五、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,又開始零利率政策,此可以算作日本經濟的第五個階段。 利率稍加負債劇增 從上面的總結可以看出,日本在近二十年的時間內,除了1997 年前后實行適度從緊的政策外,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實行低利率、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的政策。這是由于日本在經濟泡沫破裂初期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,結果導致大量的政府財政赤字;政府負債的同時,日本企業(yè)也背負巨大債務,導致日本不能加息,只要一加息,政府和企業(yè)的還貸負擔就會大大加重,從而導致經濟惡化,重新回歸蕭條。 1998年日本重歸蕭條,普遍認為是加息導致,因此日本只能在貨幣寬松的基調下一路墮落下去。當前世界主要發(fā)達國家都面臨著巨大債務,而且仍在不斷攀升。世界銀行的標準是,國家債務不得超出GDP的60%,這個標準是以中等水平的利率計算,如果把利率定得非常低,那債務也可以增加到GDP的100%,甚至更多,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必須以長期的低利率為代價。美國、日本、歐盟部分國家的財政從技術上已經破產,現在之所以還沒有出現這種局面,就是因為其低利率政策降低了其維持債務的成本。 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都是次優(yōu)選擇,雖然對刺激國內需求有一定作用,但作用是有限的。日本在量化寬松政策期間,通過購買長期國債,增加金融機構在日本銀行的活期存款余額,以增加貨幣供應量,效果并不明顯。 量化寬松引來滯脹 1991至2001年,日本的基礎貨幣增長了95%,但貨幣供應量(M2 + CD)的增長率僅為30%。實施量化寬松政策的2001至2003年,日本的基礎貨幣增長率分別為14.6%、22%和16.9%,而貨幣供應量(M2+CD)的增長率分別為3.1%、2.9%和1.6%。原因之一就是貨幣乘數下降,缺乏貨幣乘數這個杠桿,僅僅增加基礎貨幣,是不可能造成貨幣供應上升的,這樣的結果也必將在美國出現。 不過,日本的量化寬松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比較小,日本實行零利率和量化寬松,只有通過日圓套利交易才可以對全世界流動性產生影響。而美國則不同了,美國實行零利率和量化寬松,就意味向全世界提供流動性,這將導致世界性的通貨膨脹,最終使美國面臨滯脹。 世界經濟走到今天這個樣子,可以稱之為作繭自縛,也可以稱之為自食其果,甚至是自取滅亡。這已經不再是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的智慧所能起作用的問題了,而是西方國家的系統(tǒng)性風險。這個系統(tǒng)性風險不只存在于其經濟內部,而是廣泛存在于其政治經濟體系內。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并非都是無能之輩,但是他們身處這樣的政治體系,無法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。而這個龐大的政治系統(tǒng),多如牛毛的利益團體,盤根錯節(jié)的政黨政治,都降低這個政治體系的自我糾錯能力。 日本、美國及歐盟的不少國家要擺脫高額債務,除了不斷平衡預算之外,只能開動印鈔機稀釋債務,這也就決定了世界上將有足夠的貨幣來維持較低的借債利率。 有人可能會說,政府印刷鈔票導致的通貨膨脹,反而會帶來提高利率的外在要求;但一般來說,巨大的通貨膨脹都來源于經濟過熱,如果沒有經濟過熱則不會造成過度的通貨膨脹,印鈔這些通貨膨脹是溫和可控的,發(fā)達國家也不會有任何央行會愚蠢到印鈔印到通脹不可收拾的局面。 世界大格局是,發(fā)達國家與發(fā)展中國家的經濟行情已經非常不一致,發(fā)展中國家已經迎來第二輪經濟危機的時候,發(fā)達國家還沒走出上一次的經濟危機,也就是她們極有可能上演日本行情,最近一段時間國際上流行的脫鉤論也大概是這個道理。因此中國制訂經濟政策時,要更多的考慮自己的核心利益,要敢于走出自己的政策行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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